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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风限电:没有市场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2017年08月08日 10:23

弃风限电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无所不能 文|行琛】弃风限电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能源局7月24日发布上半年全国风电并网数据,显示全国弃风量、弃风率双双下降,其中弃风率13.6%,比去年同期下降7%,回落到略低于2015年同期水平,但是相比2014年同期的8.5%还是较高,离国家电网提出的2020年弃风率下降到5%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此次公布的数据虽然让有关部门和开发商暂时松了口气,但我国“三北”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弃风限电形势仍不容乐观。业内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火电企业以调峰能力弱和电力电量平衡为由,不愿让步风电。

 

而火电企业究竟是否具备参与调峰的能力?我们有没有手段解决弃风限电?现有的电力体系机制出了什么问题?能豆君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陆一川先生。

 

龙源电力目前为全球最大的风电运营商,隶属于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国电集团,截止2016年底其风电总装机达1736.9万千瓦。陆一川先生拥有多年海内外风电项目开发管理经验,他从一个项目开发商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了目前我国弃风限电与火电企业纠纷的症结所在。

 

 

弃风限电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无所不能:现阶段我们有没有充分的手段能控制弃风限电?

 

陆一川: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们的手段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如果假设全国的电力系统都是一家,大家都把解决弃风限电作为共同目标去统筹,而把利益放在第二位,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解决的。且不说国网董事长所说的5%弃风率,我认为2%、3%都不是问题,技术上早已有先例国家证明了可行性。但问题是,这个目标并不是电力系统中各方的共同目标。

 

电力系统中各个参与方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与考核利益,不可能在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这个问题上形成合力。比如地方政府要考虑涉煤产业和相关就业、火电企业的生存情况等,相比之下,新能源企业遭受的损失、社会环境利益的损失或者国家《可再生能源法》的严肃性受到影响这类问题反而是可以牺牲的选项。

 

 

无所不能:都说火电机组灵活性差较难参与调峰,您认为现有的火电机组具备足够调峰能力吗?

 

陆一川:多数情况下限电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力平衡问题,而电力平衡最直观的一个现象是火电压不下去。都说火电灵活性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火电机组后发优势明显,装备水平高,其灵活性实际上是很高的,一般在40%-100%范围内功率可调,再低也不是不可以,但各项成本会激增。

 

以弃风弃光最为严重的西北电网为例,2015年底装机容量约为1.9亿千瓦,其中火电约占55%、水电15%、风电19%、光伏10%,其他不到1%。2016年初冬季弃风弃光极为惨烈,最大日峰谷差不过1100万千瓦(低谷5700万),相当于当天最大负荷的16%。

 

简单假设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最恶劣情况,当天风电大发且完全精准反调峰,也就是在低谷发出全部装机功率的70%,即2500万千瓦,高峰时刻降到0,光伏完全没有顶峰效应,水电1瓦都不能开出,则高峰时刻需要开出约700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机组。这些机组技术上是可以压到3000万千瓦以下出力的。

 

这么看,低谷时刻要让风电的2500万全都发出来,就算西北电网没有其他电源可做调节贡献,靠火电自身调节能力也能行。当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恶劣情况,如此巨大的地理范围,风电大发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同时率,反调峰也不可能那么巧都在点上,任何时刻也不可能最小出力是0,西北网还有全国调节性能最好的水电群,大量光伏也有很好的顶峰特性。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一天(2016年1月24日)事实上弃风弃光恶劣到何等程度。要如何地颠倒黑白才能将这样的不合理运行归因于电源的调节能力不足?

 

火电企业跃不过的调峰利益壁垒

 

无所不能:既然火电机组有能力参与调峰控制弃风限电,为何火电企业不愿参与调峰?

 

陆一川:参与调峰是要付出代价的,少发电则固定摊销就高,压得低了设备损耗、煤耗也会升高。虽然现在火电企业的边际收益已经很低(几分钱),多发一度电或者少发一度电对其实质财务影响不大,但即使代价再小也没有人来承担。而在一个成熟的电力市场中,这个代价是反映在第二天各个时段的交易价格中的,发电企业要是觉得不划算就不发了,用户觉得不划算就不用了,只要所有电量的交易达成,不存在谁必须为谁调峰的问题。没有健康的市场来导向资源配置是一定会付出额外代价的,唯一的问题是谁来付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全社会付出。

 

 

 

无所不能:西北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电装机量占比高,为什么调峰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陆一川: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西北某些地区即使是在高峰时刻,火电机组也只能达到较低利用率,这样和最低出力之间的可调范围就很小,到低谷时当然调不下去。火电机组本身也不适合频繁启停机,频繁调停自然也不可取。也就是说,大量没有必要开机的机组在开机运行,并带来了所谓调峰问题。

 

发电企业,宁可以低的利用率来运营电厂也不愿关掉机组,因为一旦机组开启就至少能保证40%的利用率和相应电量,调峰的问题就甩给了电网公司。而如果不开机就完全没有了收益,这里面的问题又出在没有市场价格机制上。我们当前的固定标杆电价机制确保了火电只要开机发电就几乎一定有正边际收益,不管市场是不是真的需要这度电,因此没有一个理性的火电厂会不尽全力争取多开机运行。各方的利益壁垒没有经济疏导手段,完全靠人为行政分配,这才是当下弃风限电的本质原因。

 

 

无所不能:这样的利益壁垒算是中国特色吗?

 

陆一川:算是中国特色。在目前中国几乎全社会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情况下,电力这样一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还是依靠纯计划体制在运行,电力行业的参与者又都是身负经济任务的市场企业,因此格外的不协调。一个真正靠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电力系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说白了发电权、用电权也都是稀缺资源,一个稀缺资源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交易手段,完全靠谁“本事大”就拿来用,只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电力市场,弃风弃光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毕竟电力市场改革做不到一蹴而就。但是需要顺着市场规律的方向去解决,顺着干会减小损失,而拧着干只会扩大损失。中国各省现在正在摸索出台电力市场化改革措施,每个省都在八仙过海,总有几个是值得推广的。少则五年,长则十年,我们总会看到适应中国自身情况的电力市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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